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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【转载】康熙帝废长城,为实现国家“大一统”  

2017-10-05 19:49:1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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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 康熙帝废长城,为实现国家“大一统” - 凌子 - 方 园 之 缘 ......
 
        长城宛如一条游龙,横亘东西万余里,雄踞于北方广阔草原与千万亩耕田之间。虽然它早已化为历史的陈迹,却是中华民族引为自豪与骄傲的象征,历代沿用长达两千余年,至清康熙时,长城终被废弃。那么,康熙帝为何废长城?
        秦筑长城,别内外,界“中国”。
        当吞并六国、大行“包举宇内”之志时,其宿敌匈奴正纵横于北方辽阔的草原上。早在战国时,匈奴铁骑不断劫掠内地,地处北方的赵、燕、秦三国深受其害,遂各筑长城防御。秦统一天下后,利用三国故长城,连为一体,西展至临洮,东延至辽东,筑成万余里的土石防御工程,其主观意图是用来防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内侵,但长城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,已远远地超出了单纯的军事用途。
       长城外,从西北,经北部,到东北的西部,简称“三北”,是广袤万里的草原地带,由游牧民族占据。长城之设,反映了中国古代农耕民族同游牧民族的分隔,于是在古人的认识中,就形成了“内外”这样一个新的政治地理概念。正如《后汉书》所说:“天设山河,秦筑长城……所以别内外,异殊俗也。”秦修筑的长城,同自然界的山河一样,是区分内外民族与文化的分界线。此后历代官方乃至民间所说的“内外”,概以长城为界。
       长城之设,逐渐引起人们“中国”观念的重大变革。早在西周时已使用“中国”这个称谓,但它与当代以中国为国名完全不同。西周所称“中国”,是指西周王室居于众部族及诸侯的中心地域,即“天下中心之国”,后推而广之,凡遵奉周礼的诸侯国,统称为“中国”,这里既包含血缘亲族,又包含不同地域的非血缘的政治文化同一体,但最根本的内涵,还是以文化异同来加以区分的。秦并六国,废分封,置郡县,全国统于中央,不分地域,不分文化异同,凡属郡县辖境,均在“中国”的疆域之内。长城的出现,改写了“中国”政治地理及国家疆域的旧概念,将所辖北方疆域一直推进至长城脚下,这意味着秦代“中国”已突破此前的狭小范围,其地域空前扩大,人们对“中国”的认识也逐渐放大。《汉书·西域传上》写道:“秦始皇攘却戎狄,筑长城,界中国。”这段话,生动地概括了长城修筑后人们对“中国”的新认识。“界中国”,就是长城“为中国之竟(境)界也”,即指华夏民族与长城外游牧、渔猎民族地区的分界线,而并非国界。
        历代修长城,“大一统”受阻。秦始皇统一中国,开创了中国“大一统”的崭新局面,这是商周以来划时代的伟大变革。“大一统”指以一统为大,原为儒家的政治主张,著《春秋》,意在尊崇周王,反对国家分裂,维系全国一个政权、一个统治者,这就是“大一统”的本义。秦修长城,就把“大一统”扩展到长城脚下。汉以后历代能否突破秦的局限,将“大一统”发展和扩大到长城外,关键取决于能否真正统一长城外“三北”地区的诸游牧民族。历代王朝所称“外患”“边患”,几乎无例外的来自这里,二十四史中留下了难以计数的记录。
       自秦至清初,上下两千余年间,生息在“三北”地区的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十分活跃,例如匈奴、乌桓、鲜卑、氐、羌、党项、回纥、高句丽、突厥、蒙古、契丹、女真、满洲等,都在不同历史时期,频频进攻中原,构成对中央王朝的长久威胁。因此,历代王朝承袭秦制,反复修筑长城,以其为国家安全之保障。比较各代修长城,又以明朝为最。自明太祖洪武十四年(1381)筑山海关,迄至帝亡国前,明持续修筑长城,长达250余年。工程之浩大,修筑之完备,长城之绵长,都创中国历史之最。
       历代修长城,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“边患”,挡不住游牧民族的铁骑,却严重阻碍国家“大一统”的进一步发展。把“三北”少数民族限隔在长城外,不能真正行使国家管辖权,只满足于定期朝贡,实际上只是维持表面的统一,当中央王朝衰弱,或者某一游牧民族变得强大时,原先那种松散的政治隶属关系就会被打破,冲突或战争就不可避免。
       清以前,历代没有从根本上解决“三北”的民族问题,其“大一统”一直徘徊在长城一线。
       帝废长城,“天下一家”。
       清以前历代王朝的国家“大一统”,表面上是为长城所阻,实际上是传统、狭隘的民族观念制约着人们的思想。这种由区分“内中国外夷狄”到“天下一家”的破局,是从清朝的康熙帝开始的。
       康熙帝即位时,除了台湾,全国大陆重新实现了统一,当台湾归入版图后,清朝对全国的统一始告完成。清朝的“大一统”能否巩固,尤其是能否进一步发展,同历代一样,关键取决于“三北”游牧民族的动向和清朝所采取的政策,其中如何看待长城又是一大关键。
       康熙二十八年(1689),清朝与沙俄签订《尼布楚条约》,划定中俄东段边界,“三北”之一的东北趋于安定。二十九年,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割据势力公然发动战争,侵夺内外蒙古,直接威胁京师。康熙帝毅然决策征伐,很快就阻挡住了噶尔丹的攻势。次年,康熙帝率诸王、贝勒、大臣前往多伦诺尔(今内蒙古多伦),约集内外蒙古来此“会盟”,定疆界,制法律,为外蒙的喀尔喀蒙古诸部编制盟旗,使其接受清朝的管辖,从而实现了北部乃至西北的空前统一。蒙古问题宣告解决。
       就在这次“会盟”之后,有大臣看到长城年久失修,建议拨款修理。康熙帝继承皇太极、顺治帝提出的“满汉一家”的民族思想,进而又发展成为“中外一视”“天下一家”的“大一统”思想,发现长城的存在不利于国家的统一,尤其不利于与“三北”游牧民族的政治一体化,于是否定了修长城的建议,并说出了一段意义深远的话:“秦筑长城以来,汉、唐、宋亦常修理,其时岂无边患?明末,我太祖统大兵长驱直入,诸路瓦解,皆莫敢当。可见守国之道,惟在修法养民,民心悦,则邦本得,而边境自固,所谓众志成城者也。”(《清圣祖实录》)
       康熙帝总结历代修长城的历史教训,悟出一个治国的大道理:长城再坚固,也无法保障国家的安全,惟有“养好”百姓,让他们高兴,才会得到治国之本,边境自固而无忧。这就是“众志成城”的意思。康熙帝决策废弃长城,实际是拆除了分割广大汉人与“三北”少数民族的一道隔离墙,不再有内外之分,迅速形成空前“大一统”的多民族国家。康熙帝废除土石工程长城,力主构筑一道“众志成城”的思想长城,是“大一统”理论的划时代突破,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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